我正在读团结出版社于1996年编版的《胡适自叙》。用该书的话来说，胡适（1891－1962），“是中国现代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人物”。从我有限的阅读和其他我所尊敬的作者对胡适的态度来看，对这位启蒙人士的评价，是很难说过头的。我个人对于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非常赞同。 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读到的东西都一直称他为胡适。也可能我当时不在意忽略了。但在我最近读的林语堂、季羡林和李敖的文章里，不少提及他的地方，有的称其为胡适，有的称其为胡适之。我对此一直搞不明白。现在我把《胡适自叙》读了一大半，才明白了原因。 胡适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在1906年左右，胡适在上海上学。当时严复的《天演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非常流行。一天他请二哥代想一个表字。他二哥就说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他很欣赏。胡适的二哥和三哥的字分别为绍之与振之。所以他就为胡适之。他与1910年赴京考赴美留学。在另一文中，他写道：“我怕考不取为朋友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胡适的率直自此可见一斑。（见该书第77页及114页） 在我看来，出版、介绍胡适、蔡元培、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其他很多人的文章与传记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人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推动者。他们中很多人亲历过中西文化，生活在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里。当时国内有很多挑战，国际形势也不稳定。而他们在那种大环境下，尽其所能，写出了不少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论，引进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仍有不少感想和共鸣。 我最近读的这些人的选集与传记，都是后人选编的。这倒无可厚非。读过之后，我感觉有以下方面可以提高。但暇不掩玉，总的来说，这些书对我都非常有启发： 一、所选的文章，都应标明初始的出版或写作年代。如可能的话，写作地点也会有帮助； 二、对原文和题目，不要作删改或调整。还是原汁原味最地道。

几个星期前读完了龙应台的《人在欧洲》。这是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1997年再版的。我是从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借到的。 龙应台的作品我不是太陌生。记不太清什么时候读了她写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及其他评论文章。那时我深为她犀利的文笔、透彻和精辟的分析所吸引。当时读她的文章，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十几年前读她的书觉得过瘾，现在倒是未必。其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的文笔太狂，不少的时候偏激。总而言之，就是太“生气”。所以当我拿起这本书时，是有一些犹豫的。但当时我刚读完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所以想找一本内容和风格不同的书来换换口味；加上媒体上又有报道她炮轰中宣部的关闭冰点的决定（我个人对冰点基本上一无所知）和我个人对于东西文化比较的兴趣。所以就拿来读一读。 读完之后的感觉和上面所写的并无太大变化。她的笔锋依旧锐利，一针见血。在我看来，不少情况下她的分析都是切中要害，毫不留情。她的不少观点我也会鼓掌赞成的。 但不少时候我也觉得虽然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她的结论下得太早、太快，有以偏概全、格式化、笼统化的嫌疑。举例来说， 她的关于瑞士人的有计划及刻板的描写，关于瑞士幼儿园的描写，都是单维及单向性的。还有更多的例子，这里不好一一列举，因为书已经还掉了。 对于一个文化、一个社会的观察，管中窥豹的评论只能给人简单的、模式化的理解。这对于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会很大。 但如前所说，龙应台的文笔和类比确实不错。现引她的《思想栏杆》的两段话做结。在《思想栏杆》里，她从反面描述了一个公正、客观媒体的重要性：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道，几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