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匆匆写出，会有语法和错字，见谅。逛台北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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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国泰航班的飞机上，打下这段文字。到香港后直接转机到宝岛台湾，这是我第一次赴台。遗憾的是，这次只能在台湾呆三天，其中两天是紧张的工作。以后要再来，好好领略宝岛的风情。

我大学时是硕大无比的傻逼。按说在厦门那四年里应当学点闽南话，但我没有，现在有点后悔。会闽南话，就容易和台胞拉近乎。大部分的台胞，和闽南漳泉厦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

闽南话虽听不太懂，但不妨碍我喜欢闽南歌，这和北方人听不懂广东话，但粤语歌照样流行是一个道理：曲调在那里，读歌词也能悟出意思来，虽然可能稍有偏差。

像在台湾和闽南家喻户晓的《爱拼才会赢》，很悠扬、淳朴、实在，我喜欢：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
那通失去希望
每日醉茫茫
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运 总嘛要照起工来行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伍佰和罗大佑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我喜欢他们的国语歌，也喜欢他们的闽南歌，如《台湾制造》，《返去故乡》，和《火车》。

《台湾制造》
我希望和拥护两岸和平统一，但这不妨碍我喜欢这首歌。《台湾制造》歌词写得好，但随着大陆逐渐变成世界工厂，除了歌里唱到的屏东、南投、高雄、台南等地，如果嵌入苏州、义乌、东莞、汕头、宁波等其他城市，唱出一些大陆的情况，感觉也会很贴切。

《返去故乡》
我和这首歌表露出来的情怀有很多共鸣，歌词写得真的很美。我不知道这首歌的MTV是不是在伍佰的家乡台南所拍摄，但我在里面看到了我家乡山东枣庄的影子：那公路，收费站，小货车，土地，庄稼，村民和他们的表情。

《火车》
罗大佑唱的这首歌很有味道。我想对于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小地方来的和农村人，至少对于我这样的70后，火车可以把你带到大城市和一个遥远的地方，而那通常给人以向往和憧憬。虽然那心中的憧憬和现实会有差距，甚至是很大的差距。当认识到这之后，部分的梦想成事实，部分的梦想变了样，也有部分的梦想变成了失落。但那火车旅程中却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回过头看，竟有些戏虐和荒诞。这首《火车》的MTV，就有那个味道。

我还很喜欢伍佰的闽南歌《往事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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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噻，国泰的服务很不错。经济舱里有酒喝，有电源，和那么多的电影看。并且腿也伸得开，搞得老汉我爽歪歪！

我在飞机上看了《Pulp Fiction》和《建党伟业》。《建党伟业》里有毛毛和胡适交流的片段（毛听胡适的课，可能还有其他）。我对毛胡之间的关系有点兴趣。年初我读司徒雷登的My Fifty Years in China（英文原版，不是翻译版本），胡适给该书写得序言很有意思：胡对司徒雷登的传教很不以为然，但对其办教育却是赞赏尤加。胡也专门提到抗日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胡专门给他曾经的学生老冒写信进言，并且说他确认毛收到了他的信件，但毛却没有理会。我现在对这封信很感兴趣：胡毛关系如何？党史里有没有记载？中央档案馆有没有原件？如果有，胡适的建议是什么？毛不理会的原因是什么？这事儿，有点意思！我觉得这电影基本上是尊重史实的，既然有毛胡互动的情节，就说不准有点小料。

《建党伟业》里的不少关于陈独秀、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情节，让我想起了去年我参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好像也叫党史教育馆？）的事儿。这个纪念馆就在红楼，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原址，现隆福寺附近，中央美院的西边儿。该博物馆免费，但有点遗憾，好像基本上没人来，实际上我以为它很值得参观。馆里的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还有《新青年》和其他杂志的介绍就很有意思。我看了胡适的英文抗议/请愿书（好像是抗议凡尔赛巴黎和约割让山东的条款）。胡适的英文很是了得。我也在红楼的西边看到了李大钊的工作室。我对蔡元培和李大钊很有好感。

咳，行文至此，提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多啰嗦几句，反正以前就想写的，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时间写，就先搬个小板凳放这儿占个地儿：

1.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关系很有意思，现在的北大校址是原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但我是在读完My Fifty Years in China之后才知道。我知道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但我以前对他们在解放前的同时存在并不了解；

2.我对司徒雷登的中国助理傅先生也感兴趣（Mr. Fugh. Stuart suggested the Fugh spelling. 名字忘掉了，现在在飞机上也不能查）。他跟随司徒到了美国，司徒晚年就是傅先生一家来照料，虽然司徒有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傅先生一家人来美时，他儿子十几岁。儿子后来入伍，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将军级别的华裔。傅将军前两三年去世；

3.傅将军生前是美国百人会成员，致力于提高和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理解、和交流。在司徒的骨灰安葬于杭州（2008年？）之后，（因司徒的父母是传教士，所以他在杭州出生长大），傅将军曾在百人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起了这段经历。我现在的记忆有点模糊，应当再看一遍这个录像。但我记得傅将军提起司徒的遗愿是葬身于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所在地，因为燕京大学是司徒花多年的心血建立、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并且司徒的妻子好像也埋葬于燕园。这个遗愿在1980年代被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人批准。但89来了，事情就拖了下来。傅将军以后又提该事，政治局再次批准，但世事变迁，找到司徒太太的墓地有难处，最后决定安葬司徒于其出生地杭州；

4.傅将军提到了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曾专门在1972年左右邀请傅将军的父亲回国，而傅老先生真的回来并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十几个月还是一两年，总之不短）。从司徒的书里看，司徒和周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周当然知道傅老先生和司徒的关系以及傅和国民党高层的可能的关系。我好像记得傅将军提起傅老先生之后曾赴台。如果能挖到这方面的信息，应当很有意思。这当然是国共在70年代试图通过第三方谈判的一个方面。

5.司徒和Henry Luce的关系好像比较铁。Henry Luce也是诞生于中国的传教士之子。司徒有点儿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Henry Luce却是个原教旨主义者。他管《时代周刊》，对美国舆论和对华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马歇尔（General George Marshall)、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谢伟思（美国国务院外交官John Service)、美国陆军观察团(The Dixie mission)等人早看出老蒋政府的贪污腐败通胀和士气低落，恐怕打不过老冒，认为美国政府押错宝啦。但美国国内舆论和媒体有一边倒的“反共”指向，结果老蒋被赶到台湾后，使得美国政界一片沸腾，纷纷讨论到底是如何“丢失了中国”。来自威斯康星的参议员麦肯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抓内奸反共运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Henry Luce占领舆论阵地，继续挺蒋，对麦肯锡主义推波助澜。在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Practicing History》一书中，塔克曼曾假想过如果美方在二战后实施的不是坚决挺蒋的一边倒政策，保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结果又会如何？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发掘事实和真相，并从中汲取教训。

有意思的是，“丢失中国”后，美国政府出了个中国报告来对此做检讨。我在司徒的书里读到了这篇报告。在傅将军的那个录像访谈里，Ambassador Roy曾提到《纽约时报》当时搞到了一份原件，但当时美国政府不愿发布，开始施压，好像制造出一个劳资纠纷的假象，《纽约时报》半推半就，这个新闻就被压制住了。

6.司徒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及中国学生的评论很有意思。